第二天一早，老周就出门了。
他走的时候，天刚亮。陈家强起来烧水，看见老周已经穿好外套站在门口，手里没拿东西，也没带包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门外，像是在等什么，又像是在想什么。陈家强问：“师父，吃早饭吗？”老周说：“不吃了。你看着铺子。”说完就走了。他走到巷口，没有回头。
陈家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回去开门。他开了灯，灯光照下来，铺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显出来。那天铺子里没什么客人，他擦柜台，把旧座钟的零件又拆开一遍，擦干净，上油，装回去。钟走得稳了，嘀嗒嘀嗒，他听了一会儿，把钟放回柜台边。铺子里安静，只有风扇转着，街上的声音隔着一层，收买佬的车铃、卖菜的吆喝、小孩跑过的脚步声，听久了，也不觉得吵。
上午，街口那个阿伯来取墨盒——上个月拿来修的，锈清干净了，盖子上那枝梅花露了出来。阿伯接过去，对着光看了看，说：“好看多了。你师父手艺就是好。”他付了钱，走了。陈家强把钱放进抽屉，想，师父今天不在，生意倒是照做。
中午他去茶餐厅买饭盒，老板娘问：“你师父呢？”陈家强说：“出去了。”老板娘说：“难得。”——难得。陈家强这才想起来，师父这两年，确实很少出门了。老板娘又说：“他以前可是天天往外跑的。你来了以后，他才坐得住。”陈家强嗯了一声，提着饭盒回了铺子。
下午没有客人。他把货架上的旧物一件一件拿下来，掸灰，再放回去，做得慢，也不急。
老周下午回来的，太阳还没落。他进门，把外套挂好，坐下来，泡了杯茶。陈家强问：“吃饭了吗？”老周说：“吃了。”陈家强看见他鞋帮上沾着一点泥，已经干了，发白。他没问去了哪——问了，师父也不说。老周喝完那杯茶，坐了一会儿，才起来，把外套挂进里屋。
日子又过了几天。
报纸上说，那边谈定了，九月二十六号草签，年底正式签。报摊的阿伯抖了抖手里的报纸，说：“要草签了，报纸上写得清清楚楚。倒计时了。”茶餐厅里的人说：“定了就好，省得天天悬着。”有人摆摆手：“写是写了，谁知道呢。日子照过。”陈家强听了几句，没往心里去。日子该怎么样，还是怎么样。
九月初，北河街口卖旧书的阿伯要搬走了——不是移民，是搬到荃湾去，跟儿子住。他儿子在那边买了楼，接他过去养老。陈家强问他什么时候搬，阿伯说下个月，地铁通到荃湾，过去也方便，就是舍不得摆了十几年的这个摊。他清出一箱东西，送到铺子里来，说：“能卖就卖，不能卖就扔。”
陈家强把箱子打开。里面是些旧碗、旧书、几件穿不着的衣服、一只断了腿的眼镜。他一件一件往外拿——旧碗有五只，两只缺了沿；衣服是两件旧衬衫，洗得发白；眼镜断了一条腿，镜片上有一道裂纹。他一样一样归置好，准备一会儿定价。翻到最底下，压着一方砚台。
阿伯站在门口，看着陈家强翻箱子，说：“里头那砚台，是我爹的。我爹年轻的时候给人写信，过年写春联，都用它。”他停了停，“我爹走了以后，没人写字了。”
砚台不大，巴掌大小，石料发灰，边角磕过一道，池子磨得深——用了很多年，磨出来的。陈家强拿起来，掂了掂，翻过来看底。底是平的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
“这个也卖？”他问。
“卖。”阿伯说，“老东西了，搁在柜子里，再没人碰过。”
陈家强给了两块钱，阿伯把钱收进口袋，说：“这箱子你们留着装东西也好。”说完走了。
阿伯走了以后，陈家强把箱子腾出来，放在墙角。旧碗收进货筐，衣服叠好放上架子，书堆在角落。他拿起那只断腿的眼镜，端详了一会儿——镜腿断在螺丝处，他找了一颗合用的螺丝，把腿装上，拧紧，又用绒布擦了擦镜片。镜片上那道裂纹擦不掉，他对着光看了看，还能用。他把眼镜放上货架，搁在旧碗旁边。砚台留在柜台上。他看了它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没看出什么，就去忙别的了。
老周回来，看见砚台，拿起来，翻过来看了看底，放下，什么也没说。
又过了两天。下午，铺子里来了一个人。
四十来岁，穿一件灰衬衫，袖子挽着，皮鞋上落了灰，像走了不少路。他进门的时候，带进来一阵风，吹得柜台上那张报纸翻了个角。他站在门口，等眼睛适应了铺子里的暗，才往里走。他看了一圈——货架上的旧茶壶、墙角叠着的藤椅、工作台上修到一半的旧座钟，目光一样一样移过去，没有停留，最后落在柜台上那方砚台上，停住了。陈家强问：“先生，看点什么？”那人说：“随便看看。”
他在铺子里转了转——走到货架前，没有伸手；走到藤椅边，没有坐；走到工作台前，看了看那只修到一半的旧座钟，也没有碰。最后他在柜台前停下来，看着那方砚台，看了很久。
“这个，卖吗？”
“卖。”陈家强说，“两块收的，你给三块吧。”
那人没还价，拿起砚台，没有翻过来看底，只用手摸了摸池子，又放下：“我给你一百。”
陈家强愣了一下：“多少？”
“一百。”那人说，“你要是嫌少，两百也行。”
陈家强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一百块，够买好几方新砚台。他想起老周说过，旧东西不会骗人，人会；东西上的痕迹会自己说话，只要你会听。可这方砚台，什么话都没说。
“我做不了主。”他说，“你等会儿，我师父在里面。”
他进里屋去叫老周。老周正在修一只钟，听见他说，放下镊子，出来。
那人看见老周，又说了一遍：“这砚台，一百块，卖不卖？”
“不卖。”老周说。
“两百。”
“不卖。”
那人看着老周，等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开个价。”
陈家强站在柜台边，没有说话。他看那人，又看老周。老周站在柜台后面，两手垂着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那人出到两百的时候，陈家强以为老周至少会看一眼那方砚台。老周没有。
“这东西，不卖。”老周说，“多少钱都不卖。”
那人说：“搁在你这儿，也就是压柜台。卖给我，是它的造化。”
“东西有自己的去处。”老周说。
“什么去处？”
老周没有回答。
铺子里安静下来。外面收买佬的车铃响了一声，又远了。那人又看了老周一眼，又看了砚台一眼，说：“可惜了。”他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，回头问：“要是哪天你改主意了，怎么找你？”
“不用找。”老周说，“我不卖。”
那人走了。他走得不快，也没回头。陈家强站在柜台后面，看着他的背影过了马路，消失在人群里。收买佬的车经过，车上堆着旧报纸和破铜烂铁，叮叮当当地响。陈家强站在门口，看着车过去。他想起财记——财记的摊位，现在摆着塑料盆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回铺子里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那方砚台。砚台还是那方砚台，灰扑扑的，磕过一角，池子磨得深。他伸手摸了摸池子——那人刚才也摸过这里。他缩回手，没有说话。他回到柜台后面——下午那人进门时带起的那阵风，把报纸吹乱了，散在砚台旁边。他把报纸收拢，叠好，放回柜台角。他做这些的时候，眼睛没看报纸。
陈家强看着老周的背影，话在嘴里转了一圈，还是问出了口：
“师父，”他说，“那砚台……”
“放那儿。”老周说。
“他为什么出那么高的价？”
“有人要，就有人出价。”老周说，“跟东西没关系。”
陈家强没听懂。他想问“跟东西没关系是什么意思”，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老周已经回了里屋。
那天下午，陈家强把砚台擦了擦，放回柜台。他擦的时候，特意看了看——石料，池子，底。底是平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看不出这方砚台和别的砚台有什么两样。他第一次觉得，这铺子里的东西，他好像看不全——以前他以为，东西摆进来，摆出去，都是他的。老周在里屋，门半掩着，没有声音。他擦完砚台，又擦柜台，又去烧水。水开了，他泡了两杯茶，一杯放在老周门口。他没有进去。
晚上收铺，他把砚台拿起来，又看了一遍，还是看不出什么。他把砚台放回柜台原来的位置，拉下铁闸。
那晚的风比前些天大了，吹得铁闸哐哐响了一阵。陈家强躺在床上，风扇在头顶转。他想起那人出价的样子——一百，两百，眼皮都不眨。又想起老周说“不卖”时的声音，不高，也不低，平平的两个字。好像那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也不是什么要紧事。可他又想，要是不要紧，那人为什么出一百？要是值钱，师父为什么不卖？
“跟东西没关系。”
他想了半天，没想明白。东西就是东西，砚台就是砚台。怎么会没关系？他想不明白，也就不想了。
可今天有人愿意出一百块买一方两块钱收的砚台，师父连价都不还——这铺子里的东西，好像不全是他想的那样。
风扇在头顶转，声音嗡嗡的。楼下有人走过，脚步声远了。他翻了个身，睡着了。
第二天早上，陈家强开门的时候，特意看了一眼柜台。砚台还在那里，灰扑扑的，磕过一角。他看了它一眼，没有动它，去烧水泡茶。老周起来，坐在柜台后面，看报纸。没有人再提起那方砚台，也没有人再来问。